外地报章评论 孙和声：向高收入国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1-01-07）

外地报章评论 孙和声：向高收入国新加坡学习

（2011-01-07）

● 孙和声

　　据报道，在2010年，弹丸之岛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达到2100亿美元，比大马同年的2050亿美元还高。除以总人口数换算成“人均收入”，则是3万6573美元对6975美元，相去甚远。在1965年时，新马的个别人均收入也只不过是512对335美元。

　　何以这40年内，新马二国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差距如此之大？从政治体制言，二者皆被归类为威权或半民主型国家，二者在政治自由与新闻自由面也远落后于许多落后国家；可在经济面，新加坡就是遥遥领先大马，且还吸纳了约40万的大马人在新工作。显见，这是个值得深研的课题。

　　新加坡是个人口只有500万的都市国家，可其经商环境与国家竞争力，向来被列入世界前几名。不仅是世界第二大货柜（container）港口与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更是世界上百万富翁（编者按：应是指家庭资产值百万元）密度最高的国家。其人均收入在2007年超越日本，这确是非同小可。大马要成为高收入国，实有必要参考其经验。

　　实则，日本的素有策略先生之称的经营学者大前研一在其近著《低智商时代》一书里，便把新加坡与中国同列为全球化新时代的胜利组，认为日本有必要向新加坡学习，以抑制日本人的低智商化趋势。

　　大前研一看好新加坡，不仅仅是这个国家重视英语与IT（资讯科技）基础设施，也与他提倡的区域国家（Regional State）或区域经济体（Regional Economy）的主张有关。

　　他认为，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加速进程，要搞好一国经济，已不宜受制于民族或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制约，而宜从不同地区的“区情”出发，分别规划，以发挥个别地区的个别优势。如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成就，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放权（decentralization），激活个别地区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有关。此点，也是大马应加以注意的。

高薪鼓吹知识经济

　　至于新加坡，也是因为能从地尽其利（地缘优势）、抱持对外开放、有容仍大、不排外、不仇外的心态来吸纳各地人才，方能海纳百川而成其力的。大马则因过度受制于族群本位思想的制约，以致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大马若不能在思维、心态上从族群本位转为国民本位，以发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的作用，其经济成就也将是自我设限，好极有限。

　　从经济发展策略的角度看，大体而言，在1960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也与大马一样，走的是以创造就业机会为主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路线；只是与大马不同的是，早在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便力图转型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经济体，且还用高薪资政策来加速转型。这一点，是大马迄今尚不敢试用的策略。

应该说，由于时移势转，在进入1980年代后期后，由于全球化大大激化了国际竞争，要采用高薪资政策来提升产业升级，已较前更为事倍功半。

　　易言之，若不能趁早把握良机，时机一失，就成本倍增。

　　进入1990年代，新加坡的发展策略则较偏向经济多元化与知识经济，以图成为东南亚各类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一发展思路，使得它更为市场导向与力图迎合投资者的需要，如更佳的产权保护、更易取得永久居留权、更低的公司税（17%）、更灵活的劳动力政策等。这些均使得新加坡常在经商环境与竞争力方面，取得很高的国际评估，进而也促进了其品牌力与国际投资对象的形象与号召力。

务实善用全球化

　　可以说，新加坡的许多主要政策，均以围绕着提高国家竞争力与改善经商环境展开的，这种定位应比大马所提倡的2020年宏愿或“高收入国”更具激发力。这是因为，高收入国本就是所有国家欲追求的目标，本身没什麽重大意义，可若是围绕着提升竞争力拟定或与执行政策，就会具有很高的操作力与推动力。

　　举例而言，若提出应如何做方能提升竞争力等如何（How）的提问，便易导出赢的方法，方法对才能达标。若只是提“高收入国”，便易流于口号，在具体行动上缺乏赢的方法与进路。

　　同理，台湾的策略是产业升级与高科技岛，这种提法也较“高收入国”实际得多。一个经济体若能提升竞争力、生产力、产业的价值链（Value Chain）、富有创新力、创意、有人才，高收入国就自然水到渠成。此外，从应对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新加坡可说是个务实的、善用全球化，而非抵制全球化的国家。

　　新加坡的精英领导层不会像前首相马哈迪一样，在面对全球化时做出消极反应，如提出“新马来人的困境”等，而是积极回应，力图从中获益而非成为全球化的牺牲者。此种先机性（Proactiveness）也是值得大马学习的。

　　从治国理念看，新加坡虽力图避免成为一个依赖文化（Dependency Culture）泛滥的保母国（Nanny State），可却也非冷酷无情的纯资本主义国。比方说，其高额公积金制度与组屋政策，便强化了新加坡人的经济安全，使得新国虽非相对均富的国家，却也说得上是个经济繁荣与安全相对到位的国家。

　　在2005年，便有93%的新加坡人拥有房屋，其中88%为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建的可负担组屋。这个高拥屋率与公积金积累，大大强化了新加坡人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心态，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权基础。可以说这个“软硬兼施”的执政集团确有其一套。

原载马来西亚《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