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远 (作者任教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金融市场，所为何事？我认为金融市场是国家资源错置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国家资源在这个领域的巨大投入，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受到它的拖累，使国家经济遭受巨大伤害。
所谓金融，便是资金融通。金融市场出现前，有资金者没有投资计划，有投资计划者又苦于没有资金，因为资金没有融通。待到商业银行出现后，有资金没有投资计划者把钱存在银行，银行把钱贷给有投资计划而又没有资金的人，有了资金融通，生产活动便大大地被带动了起来。鉴于银行资金融通的不足，于是便有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诞生，让需要资金的人直接到市场去发行债券或股票以筹集资金，而不必通过银行这个环节。然后又有保险业务的出现，通过群体的力量去舒缓各个个体面对的风险。
上市公司在股市的一级市场发售股票筹集股本，须有股市二级市场的支持。股市二级市场就是股民平日买卖股票的市场，这是一个资源错置非常严重的地方，多少资源投入这个领域。股市低迷时股民焦头烂额，股市狂热时股民昏头热脑，正经的工作早就抛在脑后，到头来在股市长期买卖股票的股民有80%是输钱的，正是得不偿失。
金融市场里的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寻租活动。寻租行为是指个人或企业通过操纵或利用环境去赚取利润，而不是通过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活动来增加财富以赚取利润，因此寻租活动是没有生产性的。
股市交易是金融市场活动中的一大块，绝大部分属于寻租活动，试问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研究股市的走势，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对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的贡献？
金融市场所提供的资金融通服务是这个市场对现代经济活动最大的贡献。然而，随着1970年代期货期权的推出，证劵化的诞生，1980年代互换合约的推出，金融活动开始变得更加活跃更加复杂，金融机构开始了许多乖离金融市场应当从事的交易活动，而且越来越没有节制，像期货期权和互换合约这类衍生产品的交易，资产证劵化的过度应用，无疑为金融市场埋下了定时炸弹。倘若金融市场的这类交易活动越频繁越炽热，又缺乏国家的监督和引导，那埋下的定时炸弹的数目便越多，威力也越大，必将成为杀伤力无比巨大的武器。
优秀人力资源严重错置
金融市场最大的资源错置在于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在金融领域里，而这些投入对于经济建设的贡献是极低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欧美金融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到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仍然是最牛的一个行业，而在这个行业最牛的是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投资银行赚取的利润是惊人的，年利润可超过百亿美元。对冲基金也为投资者取得丰厚的回报，成为富人的俱乐部。因此这个行业吸纳了所有最优秀的人才，这里的薪酬最高地位最高。个人年收入可以达到亿万元之多，即使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进入这个行业的年收入也要比常人高出两三倍，难怪大学里金融财务课程是最热门的科目。你要是问一问大学生的志愿，得到的答案绝大多是要在投资银行里找份差事。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会受雇于投资银行，这是资源错置的最严重的地方，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是金融市场的两大巨头，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这次金融危机的初始是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发生也是因为银行追求最大利润而不断扩大贷款导致的。每一个公司都免不了要借钱做生意，借钱做生意具有很高的杠杆性，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的盈利。在好景时期，银行鼓励商家借钱，那是无可厚非，但是近年来却是做过了头，才有次贷危机的发生。去年金融市场崩溃，原因是银行和企业贷款太多。当贷款到期无法偿还而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时，由于贷款数额太大，一家企业的倒闭会使到许多有债务关系的其他企业一起倒闭，如此不良资产就成了有毒资产。
银行的贷款活动原来是一项很好的融资活动，但是银行若是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不断扩大贷款，其风险之高不言而喻。为了扩大贷款，银行利用资产证劵化在资本市场筹集大量资金。最普遍资产证劵化，是将银行的房贷包装好，拿到市场上去发行债券，筹得资金后，银行又可以发放更多房屋贷款；有了更多的房贷，银行又可以搞资产证劵化，发放更多房屋贷款……更多的房贷，固然可以增加银行的利润，也必然使房地产泡沫化，结果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真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期货期权和互换合约这类衍生产品，理论上可以利用它们作为避险冲险之用。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买卖衍生产品未必有避险冲险的作用。兹不论衍生产品能否有避险冲险的功能，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绝大部分的衍生产品交易都是投机性的。根据估计：2008年全球交易的期货期权合约共有176亿单，其中64亿单的交易是在期指合约上。这个数目是惊人的，足以在股市起兴波作浪的作用，背后的黑手便是对冲基金。衍生产品交易是金融市场中交易最活跃、交易量最大的一环，可以说是投放到金融市场的资源的特大浪费。
中国去年为救市曾提出要出台融资融劵计划，所幸是没有实行。这里融资是指客户以股票等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购买更多股票，融劵则为借贷股票以作卖空之用。不论融资或融劵都是投机性很高的交易活动，许多金融机构乐于提供这些方便，是因为这方面的利润丰厚。
金融活动投机性质增加
对冲基金是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名字，它们进行的是投机性的活动，完全没有对冲减险的交易。他们势力庞大，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它们一手搞出来的。它们兴波作浪，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喜欢搞卖空（即中国所说的融劵）。熊市时，卖空活动能让大市急速下滑，使股市崩溃，危害性很大。花大量人力物力在这些方面，哪有生产性？
现代企业的目标是争取利润极大化。他们一般不管过程如何，只要结果。因此，一般上只要合法，他们不会去考虑其个别做法是否合乎道德规范。有时，不合法的事也会昧着良心以聪明的手法去进行。
银行为了支撑房地产市场，扩大房贷，甚至搞出了批准房贷给完全没有偿还能力的所谓“忍者”的笑话。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不好好地经营其保险业务，而去大搞什么衍生产品交易，直至焦头烂额，非政府前来援救不可。凡此种种，都说明了金融市场的活动乖离了它所应该从事的正当活动，以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危害国家社会。
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原本就是为了投资的。长期以来，融资活动推动了经济发展。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投资变成了投机，金融市场把宝贵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人才，用在了没有生产性没有建设性的投机活动，以及追求利润极大化的错误目标上，使得原本就已经匮乏的资源错置的离谱了。这个错置必须得到纠正，否则，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要继续爆发。
作者任教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2009年12月11日星期五
2009年11月21日星期六
我国华文教育失败的症结 (Zaobao.com dated 20/11/2009)
● 王昌伟
文化视角
据报章报道，李光耀资政认为政府早年在推行双语政策时走错了方向，那是因为他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其实在我国，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精通双语，能学好两种语文的人为数并不少。根据个人的观察，在我们这一代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当中，精通华文的人一般也能自 如地使用英文，但精通英文的人却往往无法有效使用华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华文比英文难学，而在于我国华文教育的失败。
我们的双语政策的确是走错了方向，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我们高估了学生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而恰恰是我们在华文的学习方面，太过“纵容”学生，太过为他们“着想”。
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 达到母语(native language)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 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也不是因为我对英文 有多热爱；相反的，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从小对学习英文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总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为什么需要被迫去掌握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我们 的教育体制下，不管你喜不喜欢，英文水平跟不上体制的要求，就随时会被淘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容不得你选择。
记得求学的时候，上英文 课是一项苦差，几乎把上学的乐趣消磨殆尽。李资政说，双语政策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但一直以来，我们的英文教育也从来没有考虑 到讲华语学生的心理。不过现在回过头去，我反而感激我们的教育体制不但没有纵容我，还不断设立更高的标准，让我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生存，还是不得不 设法达让自己的英文达到不断提高的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
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打下一定的基础，让英文成为今天发展事 业的一大助力。可以想像，如果当年的教育体制对我们这群讨厌英文的讲华语学生特别“关爱”，处处为我们“着想”，只要我们一觉得困难就降低程度来迎合我 们，那我自然会产生一种侥幸的心理，更不可能会认真学习英文，等到日后真正需要使用英文的时候，就会陷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和李资政的认知相反，我们的双语教育，从来就不曾假设一般人都能同时学好双语。当年除了在少数的几所特选中学，华文都是被当成第二语文来教授的。即使后来在更多的学校开设了所谓的高级华文，其程度之低落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李资政说，目前的挑战是通过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并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的华文教育，是否真能为学生打下一定的基础？我曾在《特选中学计划成功了吗？》（2007年8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举 出血淋淋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目前对学生的华文水平的要求，就能为他们打下一定的基础，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更遑论继续顾及学生怕难的心理，进一步 降低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说明的道理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利用富有创意的教学方 式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当然非常值得鼓励，但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降低要求是提高学生学习热忱的先决条件。从第二语文到华文B、到用英语教华文、到只需 认字不必写字，这样一步步退让，也许当下能讨好学生，但等到学生日后需要运用华文的时候，他们是会恨我们耽误了他们的。
李资政还举出美国第二代中国人未必能学好华文作为例子，说明要学好一种语文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但我们的社会和美国其实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华人学习华文缺乏有 利的环境，而我们的学生即使出生在讲英语的家庭，在生活中，从日常的交谈到流行歌曲到影视节目到报刊读物，还是不缺乏接触华文的机会。新加坡社会有得天独 厚的条件，让学生不管是出生在讲哪一种语言的家庭，都能随时随地接触双语。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通过错误的教育政策人为地去摧毁这样的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一 单语的社会。
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业，肩负为国家培育英材重任的我们，能不慎思谨行？
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Source: http://www.zaobao.com/yl/yl091120_001.shtml
2009年8月27日星期四
漫谈高才班教育 by 潘国驹 (联合早报 , 2009-08-26）
今年是高才班创办25周年。据《联合早报》报道，教育部长黄永宏医生表示：“推行高才计划25年，已经开始看见成 果，许多从高才教育计划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只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出色表现，在科学与科技、人道主义工作、体育等不同领域的杰出成就也获得许多国际及本 地奖项肯定。”这是值得欣慰的。世界很多国家都有高才班，中国合肥的科大少年班、以色列等国也有各自的高才班的教育实践，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在这 篇文章中，只以宏观及学术的角度谈谈高才班的一些问题。
大略说来，在专业成就上可分三大类：首先是成功的政治家以及高级行政人员；其次 是企业家，尤其是大企业家；最后是学术上有贡献的学者。我们在这里只谈与学术有关的成功人士。高才班的目的，我想无非是为了造就有成就的人才，在学术上 讲，最有成就的当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有“数学诺贝尔奖”、“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这一类奖项获得者，接下来应该是那些成为有名学术机构的院士们，比如 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在亚洲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再其次是著名大学的教授、著名文人等。
高才班的学生有没有 成为以上有卓越成就的著名学者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中，好像从所谓天才班培养出来的不多，有些甚至是很迟才体现他们的才华，最有名的例 子当然是大天才爱因斯坦。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家长专程从马国来新加坡见杨振宁教授，因为他的13岁天才儿子已念完中学的课程，并取得最优越的成 绩，想立即送他去美国最顶尖的大学读物理。
---- 按“正常”程序发展才华 ----
当时杨振宁教授并不赞成，杨教授认为年纪小的高智商的 学生，不合适去MIT（麻省理工）或加州理工大学，道理是在那个环境下他并不一定有成就，会造成少年心理太大的压力，倒是应该在新加坡的大学按部就班地求 学，按照“正常”的程序发展他的才华。也许杨教授这个看法，有他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经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烽火连天的条件下学习，但就在他的同学中，却培 养了不少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比如李政道、黄昆、杨振宁等。
我想高才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智商高的学生有机会学习更多的东西，也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华，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好的，我相信在这个教育政策下，已经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生，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如何栽培杰出的学者。
一、所有的大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谦虚，不耻下问。我们没有碰到这些大师就自己的成就表示骄傲、自满，大部分都会抱着好学的态度，继续追求真理。
二、每一个大学问家都有最扎实的基础训练，都是很勤奋在打好自己的基础，只有稳固的专业基础才能带出具有创造性的新思维、新发明。
三、应该具有应变的能力，所谓应变就是勇于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围。举一个例子，笔者认识了一位科学家，他叫Stephen Wolfram， 他在15岁时就修完了英国牛津大学本科所有科目并取得最优秀的成绩。他立志要做物理学大师，前去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 R. Feynman（费曼）教授， 他聪明过人，很快取得博士学位，并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继续研究理论物理，两年后他觉得自己的才华不在理论物理上，而是在电 脑计算，他立即转去研究电脑,并成立了一家很成功的电脑公司，这就是“应变”的好例子。
高才班的学生很有潜力，不过,不是高才班的学生也同样可 以创造出学术上卓越的成就，有一个叫 E.Witten（威顿）的教授是目前学术物理奇才，得到数学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他的本科是念历史哲学的，也是 在普通大学毕业，不是出身在哈佛、MIT，他只在研究院才展示他的过人才华，目前他是数一数二的顶尖年轻大师。
我们回顾高才班25年的成果的同时，也要让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成功人士。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Source of Information: http://www.zaobao.com/yl/yl090826_003.shtml
大略说来，在专业成就上可分三大类：首先是成功的政治家以及高级行政人员；其次 是企业家，尤其是大企业家；最后是学术上有贡献的学者。我们在这里只谈与学术有关的成功人士。高才班的目的，我想无非是为了造就有成就的人才，在学术上 讲，最有成就的当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有“数学诺贝尔奖”、“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这一类奖项获得者，接下来应该是那些成为有名学术机构的院士们，比如 美国的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在亚洲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再其次是著名大学的教授、著名文人等。
高才班的学生有没有 成为以上有卓越成就的著名学者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中，好像从所谓天才班培养出来的不多，有些甚至是很迟才体现他们的才华，最有名的例 子当然是大天才爱因斯坦。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家长专程从马国来新加坡见杨振宁教授，因为他的13岁天才儿子已念完中学的课程，并取得最优越的成 绩，想立即送他去美国最顶尖的大学读物理。
---- 按“正常”程序发展才华 ----
当时杨振宁教授并不赞成，杨教授认为年纪小的高智商的 学生，不合适去MIT（麻省理工）或加州理工大学，道理是在那个环境下他并不一定有成就，会造成少年心理太大的压力，倒是应该在新加坡的大学按部就班地求 学，按照“正常”的程序发展他的才华。也许杨教授这个看法，有他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经验。西南联大的学生在烽火连天的条件下学习，但就在他的同学中，却培 养了不少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比如李政道、黄昆、杨振宁等。
我想高才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智商高的学生有机会学习更多的东西，也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才华，这个动机是非常良好的，我相信在这个教育政策下，已经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学生，不过，在这里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如何栽培杰出的学者。
一、所有的大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谦虚，不耻下问。我们没有碰到这些大师就自己的成就表示骄傲、自满，大部分都会抱着好学的态度，继续追求真理。
二、每一个大学问家都有最扎实的基础训练，都是很勤奋在打好自己的基础，只有稳固的专业基础才能带出具有创造性的新思维、新发明。
三、应该具有应变的能力，所谓应变就是勇于改变自己的研究范围。举一个例子，笔者认识了一位科学家，他叫Stephen Wolfram， 他在15岁时就修完了英国牛津大学本科所有科目并取得最优秀的成绩。他立志要做物理学大师，前去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获得 R. Feynman（费曼）教授， 他聪明过人，很快取得博士学位，并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继续研究理论物理，两年后他觉得自己的才华不在理论物理上，而是在电 脑计算，他立即转去研究电脑,并成立了一家很成功的电脑公司，这就是“应变”的好例子。
高才班的学生很有潜力，不过,不是高才班的学生也同样可 以创造出学术上卓越的成就，有一个叫 E.Witten（威顿）的教授是目前学术物理奇才，得到数学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他的本科是念历史哲学的，也是 在普通大学毕业，不是出身在哈佛、MIT，他只在研究院才展示他的过人才华，目前他是数一数二的顶尖年轻大师。
我们回顾高才班25年的成果的同时，也要让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成功人士。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Source of Information: http://www.zaobao.com/yl/yl090826_003.shtml
2009年6月6日星期六
订阅：
博文 (Atom)